这个穿着红裙子的姑娘，尽管打扮得不算时髦，却在7月4日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。这一天，这个名叫“新华”的女孩同上百万个同胞姊妹一起，刚刚诞生，便占据了书店最显眼的位置。
她们就是第11版《新华字典》。自1953年起，这个小小的字典家族在当代史上影响着数亿中国人。从初版首印至今，《新华字典》的总发行量已逾4.5亿册，这还不包括盗版。
中国人能在其中找到的，是父母一页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儿女挑选名字的身影，是小学写作文时咬着铅笔头苦苦查找“大词”的烦恼，是第11版问世前还始终号召“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”的斗志昂扬，是这个国家过去62年的时代胎记。
时尚的帽子被史无前例地戴在了“新华”姑娘头上
就在这个夏天，时尚的帽子被史无前例地戴在了“新华”姑娘头上。
人们发现，这个平常总是一脸严肃的女孩，居然能讲出不少潮词。她将“学历门”的“门”解释为“事件，多指负面的事件”。
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她喜欢在电视里看“服装秀”，偶尔会“晒工资”，也会关注“房奴”和“车奴”。
事实上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《新华字典》始终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中国人。
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字典，它并不仅仅在语言上给人以指导。在《新华字典》1965年版和1971年版中，鹅被解释为“一种家禽，比鸭子大，颈长，脚有蹼，雄的头部有黄色突起”。后来，一名读者写信向编辑抱怨，由于不知道如何分辨鹅的性别，他在杀鹅前特意查了《新华字典》，于是将“头部有黄色突起”的鹅杀掉。没想到，这只倒霉的鹅居然腹中有卵。由此，编辑才发现，无论雌鹅、雄鹅，头部都有突起，只是雄鹅突起较大。这一错误在1979年版中得以修正。
一个很爱打扮的男配音演员称：“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，你可以忘带钱包，忘带手机，忘带护肤品……唯独《新华字典》不能忘。”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已经过世的罗京身上，在26年的新闻联播播音员生涯中，他从没出过错。他去世后，人们在他的办公桌下找到一本已经被翻烂了的《新华字典》。
就连这本字典的价格也被人们详加考据：1957年版1元钱，1998年版11元，2004年版12.4元，今年双色本定价24.9元，据称，它的价格一直和同时代一斤猪肉的价钱差不多。
有媒体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：“无论从发行量、普及面、影响程度，还是读者的忠诚度来看，它对中国人的意义都类似于圣经之于基督徒。”
因此，对于修订第11版的主持人之一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程荣来说，修订新版字典是项“充满敬畏感的工作，始终让人战战兢兢”。甚至从2004年1月第10版出现在书店那一刻开始，对新版字典的修订就已经开始了。
尽管这只是一本收录了11000多字的小字典，可是修订的工作却丝毫不能马虎。在词典室前主任韩敬体的办公桌上，第10版字典已经被用得卷了边儿，由他负责修订的那一部分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标注。
这些学者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从“语法比较规范的报章杂志”上查找新词，并时刻关注着最新的网络用语。眼下，已经71岁的韩敬体像年轻人一样熟悉“神马”和“有木有”。但是学者们经讨论后认为，这两个词其实都是年轻人为了“图新鲜”而使用的错别字，无助于增加语言的丰富性，所以眼下并不会被收入字典。
事实上，一个字的新义项想要进入“新华”的世界里，可需要经过一段相当漫长的考察期。早在第10版出版前，程荣就注意到了“秀”作为“表演、展示”的新含义，但因为担心这些流行词不够稳定，当时她并没有贸然进行修改。直到8年后，“作秀”才算通过考察，正式进入《新华字典》。
但人们注意到，“晒”和“奴”等字的新义并没有出现太久，却已经登堂入室。人们甚至发现，就连常用的bye
bye在7月4日都真正走进了汉语世界，“拜拜”有了二声读音。“不管这个音译词合理不合理，但是它太常见了。”韩敬体笑着说，随即又补充道，“毕竟，语言学家只是语言的记录员和研究者，而不是语言的警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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